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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华人热衷收藏:财力、眼力、魄力加运气(图)

2013-11-27来源:

  中新网11月27日电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交流史中,中国的美术品、工艺品等源源不断流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的工艺品等也远销中国,日本刀、日本扇子和和纸等深受古代中国人的欢迎。在日华人中有许多人慧眼识珠,热衷于收藏。他们收获了宝藏,陶冶了性情,拓宽了学识。

  收藏不只是个人的事

  晋鸥来日20余年,精于书画篆刻,也是在日收藏圈里的名人。说起收藏话题,晋鸥感慨良多。他告诉《中文导报》,收藏是财力、眼力、魄力,再加上运气的综合结果;收藏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性的,是穿越时空的共有的精神遗产。虽然晋鸥真正在日投身收藏仅仅十年,但是他的收藏梦却可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早年,晋鸥作为海上书画、金石、收藏大家钱君先生的弟子,有幸较早接触到收藏的话题。当时,中国艺术品流通较少,老先生门大都自己收藏,不为出手获利,只为能日夜与古人真迹相伴,锻炼鉴赏眼力,提高艺术水平。记得在80年代初,有人拿着何绍基的四屏条书法找到钱老,开价12000元人民币,钱老愿出8000元,最后没能成交。当时晋鸥看到这么好的真迹,心里想如果自己有钱一定会买,由此萌发了对收藏的兴趣和向往。后来,钱君先生把一生的收藏都捐给了国家,也为晋鸥展示了真正的收藏应有的境界。

  90年代初,晋鸥东渡日本,经过一番打拼,到2000年前后有了一些积累。当时国内已经开始了艺术品拍卖活动,但新兴的房地产也在风起云涌。晋鸥与哥哥合伙,在国内投资了不动产,没有余暇涉足艺术品的收藏。

  记得在2002年,有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年事已高,收藏颇丰,但下一代不懂书画,后继无人。他拿出两幅王铎书法、两幅吴昌硕的字画、一幅王一亭的作品,委托晋鸥到中国拍卖。当时中国艺术品的起拍价不高,晋鸥生怕拍不到他开出的底价,就私下里找朋友出手。在中国走了十几天,最终开价600万日元的王铎的作品没人接受,只得又带回日本。这次经历让晋鸥体会到,收藏首先需要有财力,如果自己有钱,一定会拿下王铎的作品。

  此后,经常有日本的书法家、篆刻家委托晋鸥帮他们带古字画到中国拍卖,也同意由晋鸥本人以底价买断。日本人当年只花2000-3000人民币从中国买走的字画,而拍卖成交价都是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不知翻了多少倍,让人情何以堪?晋鸥为了积蓄财力,决意转让在中国投资的不动产股份,获得了近一亿日元的可观收入――这成为晋鸥在日本投身收藏的起点。

  从2003年起,晋鸥从日本的书画艺术家圈子里开始收藏,老先生们提供的东西价格公平,可信赖度高。不过尽管如此,经过近一年的折腾,手上的一点积蓄也快没了。因此,晋鸥对收藏有了两点感悟:1、个人收藏要有目标和范围,要精收不能广收;2、个人财力有限,只能以收藏养收藏。

  目前,晋鸥的收藏范围主要以金石家作品、古今对联、匾额等为主。数年前,晋鸥曾经看到一幅吴让之书法的横卷,喜欢得不得了,最终在拍卖会上以势在必得的气概,用超出正常价一倍以上的价格入手,心花怒放。不久,他在拍卖行又以适合的价格拍得吴让之的“十屏条”书法。过了两月,他又购得吴让之的“四屏条”和“对联”作品。在2011年,晋鸥又成功收藏了吴让之所刻最大一方印章。可以说,晋鸥已经成为吴让之作品的收藏大家,这是他十年来最大的收获之一。他说,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微妙的缘分,挡都挡不住。

  在以收藏养收藏方面,晋鸥一开始遭遇了一些阻力,失败和成功的例子都有,所幸逐渐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2008年,晋鸥曾花200万日元收入一幅王雪涛的作品,到2010年再打开时,经过了学习和研究,自己都看出了问题,只能怪当时眼力不够。2011年,他又花200万日元收进一幅吴昌硕的书法作品,后来与朋友吃饭时看到了照片,朋友认为这是赝品所以没有收,但晋鸥收进的这幅作品后来在北京匡时拍卖会上以36万人民币落槌,去掉佣金后也有了翻倍的收益――这是对自我收藏眼力和魄力的一个证明。

  晋鸥在日本投身收藏十年,收获匪浅。一方面,他通过收藏看到了许多以前艺术家的书画真迹,开阔了眼界,可谓见多识广,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艺术创作水平;另一方面,他深深感到收藏不是个人的事,艺术是社会共有的、穿越时空的精神遗产,需要与朋友知己共赏之。晋鸥已向“君艺术院”无偿捐献了一幅海上名人王一亭的《松鹤图》,因为他认为收藏陶冶了心灵,提升了境界,该奉献的时候就要奉献。

  目前,晋鸥经常与收藏界的朋友们互相鉴定、学习、切磋,提高,乐在其中。

  收藏拓宽知识提高修养

  “如果只为赚钱而收藏,那么收藏的层次永远也不会提高,而且最后也赚不到钱。收藏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历史的启迪,艺术的浓缩,时间的穿越。”――专门收藏瓷器的唐先生对记者如是说。

  谈起他收藏的历史,唐先生说:在80年代末,他在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文物热。但是唐先生是搞文化研究的,因此对古董很喜欢。那时北京大兴土木,有时到工地现场,就可以捡到古瓷器什么的。

  当时他在北京租农民的房子,和他同租这家农民房子的裁缝的小孩捡了一个高足杯,上面刻着美丽的图案和篆字,小孩拿这高足杯碗去喂狗。唐先生一看就知道是文物,就用一个新碗和小孩把这个高足杯交换下来。

  唐先生一直很喜欢这个高足杯,后来找人鉴定,鉴定人说是晚清民国的。从那时开始,唐先生就开始搞一点收藏。来到日本后,还把他从中国文物商店买到的瓷器送给了喜欢古董的日本导师。

  唐先生说:搞收藏首先是学鉴定,抱着撞大运,“捡漏”的思想永远搞不好收藏。唐先生把自己的收藏定位在中国古陶瓷器上,买来各种鉴定书籍,反复学习真假瓷器的特点,并自编鉴定口诀背诵,先把各个时代的陶瓷器工艺特征、瓷土特征、纹饰特征等都背熟,然后走访日本的古董店和每周、或隔周举行的古董市场,反复磨练自己的鉴定本领。

  唐先生说: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鉴定古董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难了,在网上不仅可以找到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瓷器及美术品照片,也有无数真假瓷器对照的照片,如果再勇于实践,不断摸索,就一定学得会鉴定。

  唐先生说,首先,陶瓷器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符号,代表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如纪元前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的象征;黑陶则是龙山文化的象征。第二,陶瓷器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原始陶器的造型艺术,直接启迪了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在宋代,其釉色与造型艺术更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明清之际,许多宫廷画家都参与了瓷器绘画的创作,中国陶瓷器,是集历史、艺术之大成的浓缩立体文化符号,同时,中国的瓷器,也是中国向世界传播文化的海上的丝绸之路,对研究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收藏一件瓷器,就会伴随着一种文化发现的惊喜。

  现在,唐先生收集的瓷器从汉代到清代应有尽有。在谈到收藏的经济价值和意义时唐先生说:人们都是挣了钱以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古陶瓷器,因此我有了余钱就想买陶瓷器,并不是用陶瓷器赚钱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大考虑如何用自己的收藏去赚钱和所收藏的东西的市场价值与走向。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和日本,由于高古陶瓷器在中国有限制,不能上拍,因此在日本和中国都不贵,而我非常喜欢高古的瓷器,也收藏了一些。我不太考虑它们的销路和眼前的市场价值,只要是美的,我就收藏。比如我收藏了一个汉代香炉,买的时候真是没有几个钱,但是在它绿色的釉面上出现了一层美丽的银色薄膜,这是古瓷的银化现象,汉绿釉、唐三彩古陶常有银化现象,而宋代以后的古瓷上未见有这种状态,由此可推定,古瓷产生银化须千年以上,这美丽的银光是古人的智慧、历史的时间及日精月华合作创造的千古之美。

  只收不卖的印石收藏家

  千叶县松户市的在日华人书画、篆刻家、收藏鉴定家王志伦先生的收藏主打印石。在记者去王志伦先生家采访时,王先生拿出自己多年的藏品,令笔者惊讶不已,他收藏的印材包括田黄石、鸡血石、芙蓉石、艾叶绿等多种印材,多达1000多方,其中田黄印章、印材就有80余方。记得看过一个日本的鉴宝节目,小小的两块田黄就价值500多万日元,从经济价值上说,可以说这些收藏价值连城,其中更有中国历代金石大师陈鸿寿、吴让之、吴昌硕、赵叔孺、邓散木、陈巨来、王福厂的优秀作品,明清雕刻艺术家杨玉璇、周尚均、林清卿的精美的作品,竟然还有一方芙蓉石的“光绪御笔之宝”原印和一方印面为“满洲国亲王印”的艾叶绿巨印,这些珍藏完全可以构成一个中国印章艺术的博物馆。

  王志伦先生对收藏的爱好,可谓全身心地投入,1986年,王志伦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前往日本大崎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在读期间,他深刻感受到了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就日本一家岐阜县的著名笔墨铺聘为艺术顾问:其一是看中他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其二也是让他负责鉴别作品的真伪,而当时有很多公司希望聘用他,他选中岐阜这家公司,则是因为这家公司所收藏的中国的印章为日本第一。

  1994年,一位日本藏家经过友人介绍来到其家中,出示了23方明清田黄印石,由于该藏家突遇生活困境,急需用钱才忍痛割爱。面对如此多刻有精美图案的田黄印石,王志伦兴奋不已,但一时也难以拿出这么多的资金。他当即决定,卖掉刚刚购入的3LDK的住房,再加上多年的全部积蓄,用了6450万日元,将这批田黄印石买下,他说:“房子易得,田黄难求,失去了这个机会就不会在有了”。

  王志伦收藏,不是为了升值、拍卖,有人劝他拿到拍卖行拍卖,他说,我是只收不卖。他的志向就是有一天让这些收藏荣归故里,成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杨文凯、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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